权力是把双刃剑,运用得好,可以造福于民;如果被滥用,则会滋生腐败,贻害无穷。换句话说，权力本身就具有扩张性和腐蚀性，如果没有正真获得有效的约束和规范，就可能会引起腐败和滥用。因此，将权力置于制度的约束之下，是防止权力滥用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手段，这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“”。近年来，国家反腐工作持续推进，整体表现为反腐力度慢慢地增加、反腐领域继续扩展、反腐机制逐渐完备等特征。

  提起腐败，老百姓眼里的“当官受贿”或者国家法治项下的“受贿罪”是典型的腐败行为，表现为“权钱交易”、“以权谋私”的模式特征，依法受到刑法的规制。但问题就在于，如果接受钱财的国家公务人员出于担忧的心理因素或者其他因素，于案发之前就已经退款收受款项的，是否还属于受贿罪？对此，学界、实务界颇有争议。基于此，本文结合有关规定法律规范性文件及经典司法案例，具体分析“案发前退还收受款项”的行为性质，以供读者参考。

  收受他人财物是认定受贿罪的一个重要构成要件。但是，司法实践中，存在国家工作人员在案发之前退还收受款项的行为，此时究竟是不按照犯罪论处还是仍然构成受贿罪？对此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《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“意见”）第9条第1款明确规定，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，不是受贿。实际上，究竟能否认定为受贿罪，绕不开对构成要件的分析，关键看行为人能否满足构成要件。针对该问题，本文特选取相关的司法案例，呈现实务中对于该行为性质的认定理由及相应的裁判规则。

  钱某受贿罪：钱某满足受贿罪的所有构成要件，具备受贿故意，即使存在退换款项等行为，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

  钱某，A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（以下简称市自规局）原党组书记、局长。2015年至2022年期间，钱某利用担任市自规局党组书记、局长的职务便利，为辖区内私营企业主在建设项目用地、违法用地减轻处罚等方面提供帮助，先后多次收受私营企业主所送财物共计1200余万元。2017年至2023年期间，钱某陆续将收受财物中的200万元交存市自规局办公室，私下交代办公室主任尤某进行保管，市自规局其他班子成员对钱某交存的200万元并不知情，尤某后续根据钱某的指示，将钱某交其保管钱款陆续用于市自规局公务开支、违规送礼、接待费用等。2023年下半年，钱某在送其财物的私营企业主甲被查处后，才开始向甲亲属和其他私营企业主退还部分款项，并向市领导报告和向市自规局班子成员通报其收受1200余万元及交存、退还的情况。2023年底，A市纪委监委对钱某立案审查调查，查实钱某上述事实，其中收受私营企业主甲、乙财物情况为：2014年，钱某与A市房地产商甲、乙相识，2015年至2016年期间，甲先后10次送给钱某现金共计10余万元；2017年，钱某应甲请托，为甲在土地摘牌、办理国土证等事项上提供帮助，甲为此送给钱某300余万元。2018年至2020年期间，房地产商乙借宴请钱某和钱某出国考察之机先后20次送给钱某现金共计30余万元。

  钱某收受他人财物后将部分予以交存，对收受该部分财物的行为是否能以受贿罪认定；钱某多次收受行政管理对象无具体请托事项的小额财物，能否计入受贿数额，存在两种意见。第一种意见认为：钱某虽收受多名请托人财物，但又将其中200万元及时上交单位，后用于公务开支，钱某没有占有该200万元的意图，应适用2007年“两高”《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“九、关于收受财物后退还或者上交问题”相关规定，“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，不是受贿”，对收受该200万元的行为不认定为受贿行为，认定为依法上交，相应款项从受贿数额中扣除。钱某于2015年至2016年期间收受甲10余万元，于2018年至2020年期间收受乙30余万元，因上述钱款没有对应的具体请托事项，不属于权钱交易，不构成受贿罪。鉴于甲、乙属于钱某的管理服务对象，依据《中国纪律处分条例》相关规定，对钱某以违反廉洁纪律，违规收受可能会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予以认定。第二种意见认为：钱某利用职务之便，为他人在建设项目用地、违法用地减轻处罚等方面谋取利益，收受他人财物1200余万元，其行为严重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，本质为权钱交易，构成受贿罪。钱某将其中200万元交存于市自规局办公室，系为掩饰犯罪，在犯罪既遂后对赃款的处置行为，不影响对于受贿罪的认定。考虑到钱某安排下属将该200万元受贿款大多数都用在公务开支等详细情况，可在量刑时对其从轻处罚。钱某收受甲10余万元及乙30余万元的行为，系受贿行为，甲、乙赠送上述财物的目的明确，即为具体请托作铺垫，具有给付金钱对钱某职务行为施加影响的意图，之后钱某确实为甲实现了土地摘牌等请托事项，收受乙30余万元应视为承诺为其谋取利益，给予、收受钱款的双方对于收送财物的意图心知肚明，本质上系权钱交易，依法构成受贿罪。

  钱某案发前交存、退还部分财物，不属于《意见》规定的“及时退还或者上交”，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。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，客观上收受他人财物的，是否构成受贿罪，要判断有没有受贿故意，区分不一样的情形予以认定。情形一：国家工作人员收到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上交的（或有退还、上交的真实意思表示或行为的），因其客观行为反映出主观上并无受贿故意（或不能证明有受贿故意），虽其客观上收到财物，不能认定构成受贿。主要体现为，国家工作人员在收到财物后，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将财物退还或上交的，可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没有受贿故意，不是受贿。此外，国家工作人员虽客观上未在短时间内退还或上交，但有相当证据证明其确实有积极退还或上交的意思表示或行为，只是由于客观条件限制，退还或上交暂时没有实现的，一般也不宜以受贿认定。比如，国家工作人员已及时、多次联系请托人退还财物，但请托人已出国，双方约定等请托人回国后取走财物，若此时案发，不宜认定该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。情形二：国家工作人员收到请托人财物后未及时退还或上交的，因其客观行为反映出主观上具有受贿故意和占有财物的意图，应认定其行为构成受贿罪。在一些案件中，国家工作人员的确存在一定的退还、上交的意思表示或行为，判断其有没有受贿故意，应从其退还、上交的真实性出发进行核实判定。比如，国家工作人员收到财物后虽向请托人表示过退还财物的意思，请托人亦未拒绝，之后该国家工作人员再无退还的意思表示或行为，也没有客观条件限制其退还，收受的财物长期未退还，甚至被国家工作人员转移、隐匿和使用的，应认为国家工作人员退还财物的意思表示是不真实的，根据客观行为判断其产生了收受财物的受贿故意。

  禹某受贿案：禹某并非为掩饰犯罪或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被查处而退还，系案发前自愿主动退还，不按受贿罪处理

  2011年至2014年期间，原审被告人禹某A市B街道办事处C社区主任兼C社区征地拆迁组成员。原审被告人任某自2002年起系A市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，2012年度、2013年度承担征地拆迁、安置补偿等工作，参与了A市B街道办事处等地的征地拆迁工作。禹某、任某在履行A市C片区征地拆迁工作中，利用职务之便，伙同A市B街道办事处拆迁办主任王某1、A市国土资源局建设用地管理股工作人员刘某，共同接受部分被拆迁户的请托并为其谋取利益，由禹某出面共同收取被拆迁户陈某等人贿赂款共计人民币159.50万元，禹某分得人民币29.50万元，任某分得人民币35.80万元，刘某分得人民币40.60万元，王某1分得人民币49万元。另有4.60万元分给了李某（另案处理）。任某在履行A市C片区征地拆迁工作中，利用职务之便，为部分被拆迁户谋取利益，出面收取被拆迁户陈某、雷某等人贿赂款共计人民币20万元，任某分给刘某、李某各人民币1.50万元，任某实际所得人民币17万元。2015年4月17日，刘某向A市人民检察院交待了其与禹某等人共同受贿的犯罪事实。同日及同月20日，A市纪委分别通知禹某、任某接受组织调查，禹某、任某到案后，均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。2015年4月27日，禹某向A市纪委退缴人民币23万元。2016年12月13日，禹某向A市人民法院退缴人民币6.50万元。

  撤销A市人民法院（2016）刑事判决中的第一项，即被告人禹某犯受贿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。

  关于禹某退还王某23万元是否属于及时退还的问题。本院认为，禹某2012年11月收受王某2贿赂款3万元，虽然2013年下半年才退还，但其并非为掩饰犯罪或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被查处而退还，系案发前自愿主动退还，原审不按犯罪处理，未计入禹某犯罪金额中并无不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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